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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经正义》之所以被唐太宗视为“不朽”著作，主要在于它综合古今，考订异说，定于一尊，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。孔颖达等人奉敕编撰的《五经正义》,选取《周易》王弼注、《尚书》伪孔安国传、《左传》杜预注、《诗》毛传郑笺、《札记》郑玄注五种作为底本。疏解则多据南北朝至隋经师们的释文，采录诸家旧说，编缀成书。其长处是克服了“师说多门”, “章句繁杂”的弊病，奠定了一代之规模。《五经正义》的编撰，标志着南北经学的完全统一，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终结。此后，汉魏以来纷繁的师说一扫而空；宗派门户之见如今古文争、郑王学之辨、南北学之分，也都销声匿迹了。
但是，《五经正义》作为官修之书，杂出众手，弊病不少。它采取“疏不破注”的原则，坚持以义疏解释某家注文，不得越雷池一步，实在太拘泥了。从全书看来，往往是曲徇注文，彼此互异，疏文失于虚浮。当时，有个太学博土，名叫马嘉运，因参与编撰义疏，故颇知其弊。他“以颖达所撰《正义》颇多繁杂，每掎振之，诸儒亦称为允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