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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嗣昌一回来就被提拔为兵部尚书，外督辽事，内平起义，如此大力度的重用是崇祯一贯的风格，杨嗣昌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感到十分感动，只能尽平生之本事为崇祯扫尽烦忧。他首先提出了“安内方可攘外”的方针，认为辽东战局可以暂时放一放，后院不断起火的农民起义军才是当下应该关注的重点，农民军看似是内忧，但却活动在明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带，无异于天天掏皇帝的心窝子，要想对外能够调整最佳状态全面御虏，就必须先集中精力解决发生在“心腹”地带的关键问题。崇祯觉得杨嗣昌的理论很有道理，便同意他确定了“先内后外”的作战计划，将全部的军事力量放到对付农民军上来。
关于对内集中力量精准打击，杨嗣昌发明了一套名叫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的剿灭方案：四正是陕西、湖广、河南、凤阳四地，这几处是农民军活跃的重点地带，当地巡抚应当主力剿灭，适当防守，六隅则是指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江南、江西、四川六处，这些地方的巡抚则应当主力防守，严守农民军不得窜入，必要时也要出力剿灭，由此四正六隅如同一张十面埋伏的大网，将全国上下的农民军牢牢网住，不留任何余地。这等部署还是比较英明的，因为农民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太强，一打就跑，官军难以彻底剿灭，如若十面网可以有效工作，就能把农民军完全打尽，以绝后患。为了让十面网发挥出最高效率，杨嗣昌还大力清换地方将领，启用有能力者，当年的赋税因剿匪需要，比往年更沉重了不少，几乎是将明王朝上上下下的剩余价值全部榨干，崇祯咬咬牙都答应了，只要能在短时间内把农民军这个心头大患除去，就暂且再辛苦全国人民一番吧，大不了到时候再发一篇自我批评的罪己诏就完了。准备工作很快就绪，杨嗣昌信心十足，他对崇祯说，“三个月，给我三个月时间，我为陛下除掉十年以来的起义顽疾”。这个画面我们也很熟悉，袁崇焕在几年前也下过类似的承诺，而今尸骨已寒，杨嗣昌的诺言不知能否实现，会不会也和袁督师一样不得善终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