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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事物总是在复杂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史学界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，在批判“影射史学”的过程中，逐渐产生出来一种思潮，即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历史，它不应当去关注现实、关注社会，而应同现实、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等等。应当承认，这种思潮的产生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，即“文化大革命”10年，“四人帮”借用史学的名义把史学践踏得面目全非，使其一时失去了它固有的尊严，于是人们在清算“四人帮”的罪行时，对史学应当关注社会这一原则不免产生怀疑。从人们的心理感受、一般情绪上讲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若从理性上来审视的话，我们无疑要把史学关注社会的本质属性同“四人帮”的影射史学加以区别。这就是说：史学关注社会的原则不是“四人帮”影射史学的直接原因，而影射史学自然不能等同于史学关注社会的原则，这里有一个本质的界限，即史学关注社会是建立在史学求真的基础上，而影射史学则是以牺牲史学求真的原则达到歪曲历史、为阴谋政治服务的目的。二者之间，明若水火。这一点，按理说并不难理解，但近20年来，史学界仍有一些朋友不赞成强调史学的社会目的，甚至主张史学对于现实的“超越”，至少是保持史学同现实之间的“距离”。当然，历史不等于现实，而史学也绝非是现实的注解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超越”也好，“距离”也好，似乎也不无道理，但是，史学的任务，是要通过历史的研究和阐述，说明过去，审视现实，观察未来。“彰往而察来”的古训，很深刻地概括了史学的功能，即使在今天，仍没有过时。这是中国史学反映其本质特征的一个优良传统，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，揭示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是这个传统的新发展。因此，史学关注社会，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，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，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。我认为，未来的史学发展，当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