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智齿全

郭沫若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有两个鲜明的特点，一是“人民本位”思想，二是现实的启发性。他对王安石和李岩深致“崇敬”与“同情”之心，对他们的悲剧结局及其历史影响总有一种深沉的惋惜、追思，突出地反映了上述两个特点。郭沫若评价历史人物，不受传统观念所拘，宏论迭出，影响之广泛，几乎不亚于他的古代社会研究。1944年3月，郭沫若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“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”[27]；将近40年后，这个“轩然大波”似有重起之势。然而事实证明，这篇著名史论的基本方向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。1959年3月，郭沫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替曹操翻案》，明确提出要替这个“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”的历史人物“恢复名誉”[28]。这篇翻案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，波及之广，更是超过了前者。事实证明，这篇史论的基本方向，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。1971年，《李白与杜甫》出版以后，招致不少非议。此书牵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根“敏感神经”即李、杜抑扬之争，其影响决不在牵动中国史学史上一根“敏感神经”即马、班优劣之辨以下。诚然，《李白与杜甫》对李、杜诗歌品格的评价，文学史而尤其是诗歌史研究者还可做深入的研究，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见解。从史学的观点来看，《李白与杜甫》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，有两点是深有启发性的：第一点，是作者在评论李、杜的诗歌和思想时，十分注意考察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遭际，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。唐代仍是一个推重门阀的社会，士庶已有合流的趋势，但不能说士庶的界限尤其是它在观念上的影响已经消失。杜甫的诗作在一个方面反映出了他的浓厚的门阀观念，这是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极富于历史感的一节。从安史之乱这个巨大的历史变动中李、杜遭际的不同，来透视李、杜二人交谊的微妙变化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。第二点，是作者在评论李、杜的诗歌和思想时，十分注意因传统观念而长期形成的片面性，作者在论证自己的见解时，虽也未必能够完全避免片面性，有的论点似还可以进一步商榷，但他避免片面性的自觉意识与缺乏此种自觉意识的论者相比，在总的见识上终究是不同的。清代史家章学诚有两句名言，叫作“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。知其世矣，不知古人之身处，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”[29]。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及其著作、作品方面，这话是说得极透彻的。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，在总的方向上和主要论断上，同样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。关于郭沫若晚年出版的这部著作，我还想提出两点值得重视的地方。一是论史评诗的密切而流畅的结合，二是语言表述的精湛、明快，都堪为文史研究者的楷模。